埃利亚斯 | 我们—自我平衡中的演变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6.22-1990.8.1），德裔英籍社会学家，文化哲学家，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有《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1937）、《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1983）、《个体的社会》（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1991）等。（相关阅读：埃利亚斯 | 社会进程中人的个体化）[图源：ehess.fr]
像其他许多具有拉丁语根源的概念一样，“个体的”和“社会的”这两个概念在所有欧洲的语言中都有自己的替现语（Repräsentanten）。这些替现语都指示出这两个概念的某种共同来源，即它们均出自于中世纪由多少是博学的广大教士阶层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些教士学者们使用的是某种特别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拉丁语，并且把后者当做经典的语言来加以言说和书写。今天，操欧洲语言的人在使用“个体的”和“社会的”这类概念时，往往是脱口而出了。他们通常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两个术语在他们各自社会的概念资源里——更不用说在所有社会的概念资源里——并非向来是现成在手的，也没有机会去追问，他们自身社会的哪些进程、哪些结构的固有特性导致了这些概念的出现，导致了人们对它们的那样一种使用，那种把它们作为人类交往的理所当然的手段的使用。显而易见，这两个概念在它们被运用到了理所当然的地步的社会里，拥有的是某种特定的功能。像其他概念一样，它们在那些社会里具有工具的特征，因此，它们能够见证这些社会特定的结构特性。但是，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与我们自身拉开距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自己明白一个事实，这就是：不论在当今的一些社会里，还是在过去我们自己社会的某些发展阶段上，像“个体的”和“社会的”这样的概念，就它们当前的意义所指而言，并不是现成就存在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问，是什么样的命运，是哪些社会进程曾经导致人们去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且把这样的使用保持了下来。一旦我们这样去追随它们的足迹，我们就会发现，如此这般的概念往往是以相当奇特的方式从某一社会可用的语言手段中逐渐产生出来的。
正像眼前这本书的书名已经表达出来的，如果不能够通过“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彼此对立去思考问题，如果把这种对立性简单地看做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我们就会走上歧途。被挤压进这一方面的语言惯用法，相对说来，它还是在较近期才出现的。能够让我们免受其害的做法是，责问这种用法的正当性，而且至少借助几个有代表性的样例，证明这种概念并不是简单地现成上手的。最低限度，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出它们是怎样出笼，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进入语言运用中的。
让我们以围绕“个体”这个中心概念展开的概念家族为例。“个体”的概念在今天首要的功能是表达这样一点：在整个世界里，任何个人都是或者理应是某种自主的、某种自行自我规范的人；同时，这个概念也表达出：每个个人在一定的方面都是有别于所有他人的，或许这里也要加上：都理应是有别于他人的。当人们这样来使用这个概念时，事实和假设就很难分清彼此了。能够刻画我们这个时代较发达社会的结构特征的，是以下这种情形，那个使人们得以相互区别的东西，亦即自我—认同，被赋予了某种更高的价值，相比之下，人们却不太看重那个为他们相互共有的东西，即不太看重我们—认同。占上风的是前者，是人们的自我—认同，而不是人们的我们—认同。对于这一点，我在下文中将做进一步的说明。但像现在这种我们—自我的平衡，就是说，为了自我—认同之故，人们的这种明显的倾向性，完全不是不言自明的。在人类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认同往往是优先于自我—认同的。人们借助[自我—认同的]不言自明性可能是希望，在现时代较发达的社会里，“个体”这个概念在人们的交流中应被看成是对自我—认同的优先地位的表达；但这种不言自明性也可能会使我们误认为，对自我—认同的这种优先设定，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发展分段上都同样存在，并且在任何时代，在世界上的任何语言里，过去和现在都现成地存在着与此相当的概念。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这样。
我们不妨想想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典语言。雅典和罗马城邦国家的社会都曾给这些语言打上烙印；在这些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未曾有过塑造语言的社会阶层旨在反对城邦国家的运动，相反，这样的运动在欧洲的近代发展中却一直存在。此种性质的社会运动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影响了人们今天不管用“个体”还是用“社会”这两个词语所要表达的那种意义的形成。在这两个概念当代的含义中，不仅包括了关于个体和社会完全是截然地和公开地对立的观念，而且还包括了一种普遍的、尽管不那么公开的对抗国家的意识。但古代罗马共和国曾是一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古典范例，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单个人对家族、对部落或者国家的归属感，或者他的我们—认同，在我们—自我平衡关系中占有比今天高得多的分量。因此，当时的我们—认同也完全脱离不开那些构造语言的阶级关于个体的个人所形成的观念。设想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一旦褪去了所有我们—牵连的如他或她所是的人，一个一旦个体、一旦独自个人被赋予某种极高价值，以至所有我们—关联，比如氏族的、部落的和国家的归属性都显得不怎么重要时的如他或她所是的人——这样一种关于非群体的个体的观念，在古代世界的社会实践中还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与此相应，在古代西方语言中没有与“个体”这种概念对等的表述。在雅典以及古罗马共和国阶段，氏族的或部落的或国家的归属性在人的形象中占据着无条件的地位。尤其是在古罗马共和国，我们可以见到氏族代表之间为争当执政官或谋求这个职位而进行的常常是相当激烈的竞争。一个个体的人乃是当下每个人，而无关于其在国家中享有什么地位。希腊语中idiotes这个概念含有贬损的意思，表现出古代希腊人对于某个置身于国家公共事务之外的人所持的看法。在这个概念丰富多彩的含义中，我们发现既有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Privatmann” [无公职人]或“Laie”[草民]的意思，又有如“孤僻人”、“无教养的人”或“愚人”的意思。persona这个拉丁语概念或可看做与近代的“个体”概念意思对等。但这个拉丁语概念完全不具有像今天的“个人”和”个体”概念那样的高度的一般性或综合程度。拉丁语persona概念当初指涉的还是某种完全特定的、完全可把捉的东西。它最先是指演员戴的面具，表演者借助假面之口说出他们要说的话。有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persona这个词是从动词personare——相当于“穿透而出声”的意思——派生而来的。这是可能的，但也仅仅是一种推断。从面具的这种可把捉的开端开始，渐渐演化出persona这个词的其他一些具有细微差别的含义，比如演员承担的角色，或者所扮演人物的特征。但在古希腊罗马时期，persona这个词始终停留在特殊性的这种比较高的层次，即，相对于今天的个人这个概念，它始终停留在一般性的某个较为低下的层次。至于individuum这个词，在古典拉丁语中是不为人知的。自然，古代罗马人大概像所有其他族类人一样，知道每个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特别之处。他们知道，布鲁图斯与恺撒，屋大维与安东尼是各不相同的人，而且也肯定知道他们各不相同到何种程度。但在他们的社会中，就那些构造语言的阶层——主要是书面语言的拥有者——来说，显然并不需要某种整合性的普遍概念，某种能表达以下意思的普遍概念：每一个人，不管他或她从属于哪一类群体，都是自立的，独一无二的，都是有别于所有他人的，而且同时都是特别看重如此这般与众不同性的人。在西方古代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单个个人的群体认同，或者他的我们—认同，你们—认同和他们—认同，还担任着比自我—认同重大得多的角色，以至于不可能需要一个把单个个人表示为准—非群体实体的普遍概念。
这里，我们遇到了社会学在其直接的实际操作中的一些新颖的理论工具。概念和概念发展的工具特征，应该说因此变得多少明显起来了。以过程社会学的观点看，若将概念的发展视为社会演变的某个方面，那么，概念的发展就同时具有了某种说明功能。由于在本书中大量地谈到“个体”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因此，人们如果能清醒地看到，如今在那些较发达的社会里——而现在在还欠发达的社会里也越来越是如此——人们往往毫不费力地就懂得使用具有相当高的综合水平的概念这一情况，并不是那么不言而喻的，那么，这对我们将不无帮助。
若在从前，人们在此可能会去谈论“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概念。但“抽象性”这个表述是会误导人的。抽象性概念出自知识发展过程的某个时期，那时人们心照不宣地遵循一个预设前提，这就是：可以把单个个人，把独自孤立的个体看做是某个概念的制造者，进而也看做是概念的绝对原创者和肇始者。在这个时期，若认为某个个人通过排除个案的特殊性，即通过抽象化的方式，将个别概念转化成为某种一般概念，这在当时是能够被认为具有说服力的。但以过程理论的观点来看，情况就不同了。个人这个概念并不是经由某个单个个人的个体抽象行为才从古罗马的表演者概念persona那里演变而来的。在这里起作用的原是一个漫长的社会性过程，而且，从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并非完全是某种否定的东西，并非完全是对个别事态的特殊性的抹杀和对普遍共性或者一般性的抽取；由这个过程促成实现的，是对众多共同因素的综合通观，这种通观使得交流获得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某种从前未知的东西，并且把这种东西提升到理解的澄明之光中。个人这个概念——与它的祖先，即拉丁词的persona相比——展示出的不仅是预见，而且还是一种综合通观，一种站在更高的和崭新的瞭望塔上的纵览。
单个个人总是从已有的社会的语言资源和概念资源来制造概念的，这种资源是他或她从别人那里习得的。如果事情竟不是这样，那么，一个人在继续构造现有的语言，进而也是在继续构造现有的概念时，大概就不要望别人会理解他了。这样，概念形成的这种个体性再造活动可能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但如果我们学会将世界、社会、语言看做是某种没有起始的过程，就是说，如果被理解成概念构成的主体的，不再是某个准—非群体的单个个人，不再是某个仿佛从真空里为自己搜罗来一些新的概念的单个个人，而是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一个常常被组织起来成为某种谋生单位，比如成为部落或者国家的社会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从专门的，或者像人们从前所说，从“具体的”概念（可是，难道概念能够是“具体的”吗？）到综合的或一般性的概念的过渡，也首先是通过上升到某种总是更综合的统摄眼光，上升到某种更高水平的综合才得以实现的。这里，我们不应放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此这般的一种上升是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才变得总是必要和可能的？对此，只须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任何高度一般性的概念，或者说，任何处于高度综合水平的概念，都来源于具有相当专门意义的概念，或者说，来源于具有很大特殊性的、而综合水平很低的替现概念。过去，人们对此大概会这么说：所有“较为抽象的”概念都源自于“较为具体的”概念。然而，“具体的概念”实属似是而非。任何概念，不管它表现出较低的综合水平也好，还是表现出更高的综合水平也好，都具有语言符号或者说书写符号的特征。为了行使它们作为交流手段和辨识手段的功能，它们必须是能够理解的，必须不单单能为某一个人，而且也能为某一语言共同体、某一特定的人类群体所理解。
我们眼下拥有的许多语言手段，因此也包括我们拥有的围绕“个体”这个主导词形成的概念家族，相对说来是近期才出现的。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像individualis或individuus这样的词语最先还主要具有某种综合水平极其低下的意义。当时，人们只是用它们来表达某种不能划分的、不能分解的东西。比如，直到十七世纪，人们还在说“神圣一个三位一体”。在把individuus这个词用做标记某种不可划分的统一体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变化也出现在中世纪教会学者的语言交流中，极有可能正是这种变化构成了产生另一个较新的概念“Individuum[个体]”的桥梁。individuum这个词在与形式逻辑问题有关的场合中，被用来表述一定种类中的个别项，进而又用来指不光是人类中的，而且是任何种属中的个别情况。但照当时看来，从个别的陈述中是推导不出任何东西的。因此，individua在当时被看做是不确定的或含糊的。相应地，在逻辑领域里，individua并不具有特别高的地位。但经院哲学的造词法对这个概念的演变影响重大。可以这么说，在这一情形中犹如在其他许多情形中一样，是经院哲学基于某些我在此不详加论究的原因，根本性地导致了具有较高综合水平的概念的形成。如前所论，individuum这个中世纪的概念其时还完全不是专门用于人的。这期间大概首先还有一个十七世纪对该词的进一步的构造过程；那是新一轮的对从前在逻辑和文法领域里被当做普遍概念来用的概念的专门化过程。教会哲学家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事物从某个角度看，都是一个个别物，或者说，都具有惟一性。在我的屋檐下有燕子飞来筑巢，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体事物，因为此时此刻在此筑巢的不是别的燕子。那些矗立于山崖的松柏经受风吹雨打，每一株都长成了独特的形态。一只苍蝇此时此地在窗子上飞来飞去，它是一个个体，再没有另外的哪一只苍蝇在这样飞来飞去。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座山峰有它那样的轮廓。每一个别的存在物都有其个体性的历史和自身的独特性。经院哲学家们认识到了每一种类的个别事物的这种特性，并且为此构造出相关的词语。此举给词语的不可预见的进一步的演变过程带来了诸多后果。
一旦我们看清了[概念]在经院哲学领域里的这种不断向着更高的发展阶段的攀升过程，个体这个概念使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就变得更加清晰了。个体这个经院哲学的概念再现的是所有的个别情形，但为什么对所有这些个别情形的惟一性的认识，复又变得狭隘起来，竟至这个个体的概念最后还是一味地用于表明人的惟一性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很显然，这种情况乃是在社会的发展高涨到这样一个阶段才出现的，在此阶段上，在人们中间，或许最先是在属于完全特定的群体的人们中间，有一种需要变得强烈起来了，这就是人们需要彼此交流他们的独特性——更一般地说，是交流每一个人的独特性，需要彼此交流与别的所有人的生存相比他们自己的生存的特别之处。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其实就曾是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在相对而言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里，有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人得以从他们世代相沿的社群集体中走出来，并且跻身于比较而言更高一级的社会阶层里。不少具有商人或者艺术家身份的、享受城邦和国家待遇的人文主义者成了通过个人奋斗以增加社会机遇的典范。至少在十七世纪，最初可能始于英国的清教徒们，人们开始面临区分个体的事功和集体的业绩这样的情况。这是个体概念进一步发展的最初的时期之一，这种进一步发展随着十九世纪的进程，在社会愈益需要表达敌对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理念的语言手段这个背景下，便最终导致了一边叫做“个人主义”，一边叫做“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词语构成。正是这些词语的出现，极大地促成了以下这种局面：在现代时期，“个体”和“社会”、“个体的”和“社会的”这些概念一经人们使用，就出现了仿佛它们真的事关相互敌对之物的这种情况。
二
倘若有谁也如我一般，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关心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他就会特别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在那些对一个研究者的一生来说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并且这样的变化还在继续。
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前，社会这个概念大多数时候暗指的是具有国家，或者也可能是具有部落这种组织形式的社会。社会学家一直视为传统遗产来继承的是这个观念，它认为社会和国家乃是科学研究中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对象。为了要解决这样一个事实，即与这种“社会”概念有关的经验表象也同时包含了对社会的某些界定，一些社会学家就把社会说成是某种整体，或者也可能说成是某种系统。如此一来，他们便逃避了一种必须加以承认的让人不快的责任：一道这样的社会相对于其他这类社会的界限，多数时候与国家的界限，或者可能也与部落的界限是彼此重合的。但是，不管人们在社会学的概念构造中多么费力地去掩饰社会的界限与国家和部落的界限的同一性，那时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多数时候都分明是，并且始终是国家社会成了被人们看做是社会的那个东西的模式。不仅社会学家的理论工作，而且也包括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通常都与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事件相关。即便在人们说到某一社会的发展时，这种谈论所涉及的，比如在卡尔·马克思那里，一般都是在国家框架内的发展状况。人们最多不过是在不同国家范围内对各种事件做相应的比较；比如，迪尔凯姆在那本著名的论自杀的书里就是这么做的。与此相反，那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框架概念的人类概念倒是格外地含混不清了。另外，在这个概念上还粘连着那种讨厌的启蒙理想的怪味。
社会学的这种陈旧的模式，它的这种较早期的阶段——那时，以部落和国家为其组织形式的社会单位给这种社会概念提供了模式——总的说来也是与社会的现实相呼应的。当时尚处于迫近汽车和空中交通诞生的社会发展的前夜，多数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在时空上彼此相隔得还十分遥远。电话、广播和电视这些东西尚处于幼稚期。全球性的旅游和物资流通还比较受限制；表现在世界各国间的互为依存关系的总体网络方面，情况也是如此。随着二十世纪的进程，这个网络开始变得日益密实了。但对此，人类自己只是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只是十分模糊地意识到这种情况。他们还不习惯于一种着眼于社会性历程的思维。那时几乎很少有人明确并直接地谈论迅速发展的人类的一体化过程。人们很少认为，从长远看它是一种无计划的社会进程。所以，国家间距离的缩小，人类不断的整合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它们还没有作为一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突入人类的经验领域。
1949年7月27日，世界上第一架商用喷气式客机D.H.Comet进行了首次成功的试飞。[图源：airhistory.net]
人们可以先不去追问：这期间知觉方式的转变在多大程度已经能够跟上社会的转变。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我们今天再也不能不顾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已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分裂成诸多国家的人类，是作为社会统一体的人类，正成为许多发展事件和结构变化的参照框架。如果不考虑这种着眼全球的参照框架，那么，我们在社会学上对这些发展事件，对这些结构性变化就既不能做出充分的诊断，也不能提出足够的说明。向着某种新的整合层次的突进正在开始，我们可以广泛地观察到这种动向，这就要求在社会学领域里有所突破，达到一种新的综合水平。在世界各地，部落组织业已丧失它们作为自治的、自主管理的谋生单位的功能。在人类日益整合的进程中，许多国家都在其主权方面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就像其他的社会进程一样，目前这种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也确实完全有可能会出现反复，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反复得相当突然。但如若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迎来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将不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人类的国家联盟必然要充当规范性的社会单位，充当被人们理解为社会的那个东西的模式，并且因此充当某种参照框架而被运用在许许多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中。
与此相应的是，如今提出的关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某些方面已与五十年前有所不同了。那时，我们这个世界上只有不足今天半数的人口，确切地说，只有相当于今日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世界现有人口的这个数量，不论对理论方面的还是事实方面的对个体和社会之实际关系的研究，都不无重要性。这个世界有着五十亿之多的个体。人的社会，即人类，现在无非就是如此之多的个体的总和。只不过，这五十亿的个体不可能像从前的某些社会理论，换言之，不可能像马克斯·韦伯的行动理论所展示的那样，或是单独地，或是松散地聚在一起四处行动于这个世界。几乎所有的这些人都被组织起来，成为各种多少是固定的集体组织。只要我们再仔细观察，就会很快发现，人类这个巨大的联合体乃是由相对说来数量较小的一些中等大的、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集体组织组成的。要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汲汲于国家形成的过程，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作为一种粗略的依据，说明下面这一点也就足够了：目前的人类由大约一百五十个国家组成。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是这样一些组织单位，它们均拥有上百万之众的人类个体；少数国家的个体成员超过一亿，有惟一一个国家统辖着超过十亿的人口。所有这些国家都在较高或较低的程度上互为依存，这种相互依存有限于经济方面的，有采取单方或双方强权威慑的，或者有时候是直接诉诸武力的，有采取传播来自某些中心国的自我规范模式和其他行为或感受模式的，也有表现在对语言模式和其他文化模式的接受上的，以及等等基于其他方面的依存关系。
因此，在我看来，社会学家若把这个对众多单个社会事件的全球性参照框架当做某种静态模式来看待，这显然是不够的。这里关系到的不是某种静止不变的东西。人类目前正处于一种大规模的整合进程中，与这个进程相伴相随的不光有许多从属性的离心趋向，而且，它也可能随时被某种占了上风的反整合过程所取代。不过，目前占据主流的暂时还是这种指向更全面和更牢固的人类总体整合的发展方向。对理论的以及经验的社会学研究活动，包括对这些研究工作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而言，把握目前这样一种进程的各主流方向，仍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可以十分肯定，这还不仅仅是对社会学家具有重大意义。人类对未曾预料到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需要有一个了解的过程，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社会性过程，滞后于一定的社会总是处身于其中的社会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要被一些愿望和理想误导，不要把人们当做理想去追求的东西与实际发生的东西混淆起来。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更直观地表明这一点。
许多由原来较低水平发展到其时较高水平的社会性整合过程，它们所具有的种种固有特性之一，是与这种发展相关的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权力转移。当过去那些自治的部落组织集合在一起形成各个自治国家时，部落独断的权力资源为要促成国家独断的权力资源而自行削弱。此时，部落中的单个成员，或者个体的生活越来越远离了社会原来的那些权力中心，那些其代言人曾在许多方面决定他们的命运的权力中心。从前，部落组织在做决策时，部落的各个成员在多数情况下都有参与其中的机会。当部落在社会整合过程中一步步地把行使权力和做决断的机会让渡给国家专断以后，这样的机会也就越变越少。换句话说，个人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因为这样一种整合过程的缘故首先就失去了权力机会。某种与此完全类似的现象，如今也出现在国家层级的权力机会向洲际和全球化层级转移的场合中。眼下，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一体化浪潮的早期阶段。然而，即便是在这一阶段也显而易见，个体的国民虽然在那些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艰难地争取到了下述权利，即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在国家范围内的选举现在也能按自己的意愿稍稍决定那些操纵他们的命运的人；但他们几乎绝不会有机会影响全球一体化领域内的事件，比如就影响不到美苏这两个世界强国之间的关系的进程。
我的一些读者们也许会希望我给他们仅仅报告人类发展历程中那些美好的、积极的和让人高兴的方面。但这样一个选优法却不折不扣地应验了人们所讲的学者的篡改（trahison desclercs）。大家尽可以对目前有增无减的人类一体化进程表示欢迎或不欢迎。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这个一体化一开始就加剧了个体个人在与人类首脑层的运作的关系中的无能状态。
传统的有关个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哲学讨论，都充斥着各种理念，局限于对人的自由与人的本性之关系的解答。而且，即便这样的讨论通常也是纯思辨式的，绝少去尝试随时吸收生物学关于人的本性的独特性的知识成果。传统的这种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这一点上：建立在人与他人共同生活基础上的决断的有限性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问题的社会学层面较之它的人性层面，在神学家和哲学家对该问题所做的传统解释中，只扮演了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角色。于是，这种关于个体自由的讨论总是一再表现得自己是关于某种对所有时代一直毫无变化地和一惯如此地给定的东西的讨论。个体决断的自由空间一旦成为社会学问题，情况就不同了。这个自由空间现在是处于变化中的。人类的整合中心和相应的权力资源由部落层级向国家层级的转移，会导致个体的权力丧失，但这种丧失是可以调整的，尽管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它可以变成学习过程中的对象。只不过这样的学习过程需要时间。我们不会突然之间就处于某种我们所希求的完满状态。事情的关键在于人们所选择的行动方向。
人们常常抱怨现有的那些人类事务的中心机构的不完善，比如抱怨联合国的不完善，并且在这样看待这些机构时，好像它们就应该体现某种完成状态。我们一点都不吃惊于居然形成了如此这样的全球性机构这一点。我们在这类机构中没有看出某种涉及整个人类的进程所具有的征兆，没有看出某种有着明确方向，正朝向有增无减的国家间一体化迈进的进程所具有的征兆，我们于是也常常没有认识到，在拿这些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在内的机构做如此这般的实验之际，事情关乎的倒是一种人类学习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已。一些不曾被计划到的因素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缩短了它们的距离。人类不会一开始就懂得，他们必须去学习自己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构，以便能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冲击带来的问题，而且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绝不是靠合乎事实的思维过程来进行这样的学习的。许多时候，人类是从苦涩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的。过去，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才使正在形成的国家联盟的那些虚弱的中心机构走上正轨。而今，许多人的希望，或许也要算上其中一些人所付出的努力，都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不要再等到有了第三次大战的痛苦经验以后，才去进一步完善变化无常的国家联盟的中心机构，并且也因此使它们进一步发挥影响力。
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图源：provokemedia.com]
人们通常还没有清醒地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人类的这种一体化的强劲浪潮，这种也体现在像联合国或者世界银行这些初期形式的全球中心机构上的一体化浪潮，乃是一种十分漫长的、难以对之作出计划的社会进程暂时达到的近期发展，因为这种社会进程要跨越许多阶段，总是从较小的、较少分化的社会单位走向规模较大的、分工更细和更庞杂的社会单位。关于这样一个涉及面广、周期长的社会整合进程，我们似乎还应做出更多的讨论。不过，如能事先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种进程的一个不太为人注意，但在这里的论述框架中不乏某些重要性的方面，那么，这或许对我们能有所帮助。伴随着主流型谋生组织每一次从某种涉及人口较少、分化和复杂程度较低的形式过渡到一种牵涉人口更多和复杂程度更高的形式，单个个人在与社会单位，在与那些由他们自己一块儿构成的社会单位的关系中，其地位——简单地说就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也随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做一次尝试，试着以较为简化的方式来表现这个变化的方向，并且使它接受更深人的审视，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说，人类组织的这种[对形式的]突破，向着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更加综合和更加复杂的主导类型的突破，乃是与个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某种不同样式的出现携手并进的。同样，在这种向着一体化新阶段过渡的带动下，行为准则，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的广度，也以特定的方式产生了变化。认同的范围随之也被拓展了。
就全球化层面而言，人类走向一体化的转变过程现在的确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但一种新型的世界意识的雏形，特别是人类间认同的进一步扩展，已经变得清楚明了了。有许多迹象表明，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责任意识，来帮助改善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人的命运，不管这些个人具有怎样的国家或部落归属，一句话，不论他们具有怎样的群体认同。那种对目前被人们当做人权来理解的东西的倡导，其动力的一部分无疑来自于大国之间相互斗争所要获得的政治利益。但只要人权精神今天被政治家狭隘地用来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把双刃剑明天就会反戈及己。只需明天，人权精神就会反诘那些今天用它来达到狭隘的国族目的的人。事实上，下面这种情况就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即：对某种涵盖面更广大的精神的高扬，首先是通过把这种精神作为武器运用于利益群体间的斗争来获得动力的。但是，有另外一些迹象显示出了某种不断增长的、关注人类命运的世界责任感的雏形。它们相应地对付的是由于武器的发展和不经意地由于民用生产手段的发展而给世界造成的威胁。许多私人性质的组织，如大赦国际，今天业已证明，个人的责任意识，个体关注个别人的命运的责任意识已广为普及，远远超出他们所在国家的，或者他们所在大洲的疆界了。
这不过是社会转型的又一个方面，它与下述事件有着同样的变化方向，这就是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人类的区域流动也前所未有地跨越了所在国家的疆界，不管他们是作为旅行者，还是作为迁徙者；而且，这种流动性已成为普遍现象。在那些较为发达的国家里，这种流动性现在已成为向更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开放的可能性（尽管在一些国家，个人的流动性暂时还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与人类谋生单位早先经历的那些发展阶段相比，比如，与那些君主专制下的大君主国相比，那些较发达的、实行议会制的民族大国本身，确切地说，在这些国家本身被整合进一种世界性的国家组织的进程尚未完全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给它们的国民提供某种较大的个体发展机会了。
更多相关文章